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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在桌上的电话忽然振动起来，发出“嗞、嗞”的声音，像是要把桌面给切开似的。
我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连忙拿起电话，冲了出去。
外面很冷，十二月初的小樽，温度只有几度，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衫，在傍晚的寒风中接起电话。
“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？”作为一个编辑，他的声音有时间简直阴沉得可怕。
“啊，”我手心微微地冒着冷汗，憋了半天，却只憋出几个字，“嗯……什么事？”
“你说呢？”
“嗯……”我沉默了几秒钟，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，我的思绪却是百转千回，“我知道，截稿日是每个月的二十五号，今天是十二号，我会在二十号之前，把稿子交给你。”
接下来却换成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不知道，在这寂静中，对方在想什么。
就在我鼓起勇气想挂电话的时候，他却忽然平静地说：“我已经把你转给另外一个编辑了，关于稿子的事……你以后跟她联络。”
在过去那漫长的三十年的生命中，我领悟到一件事：不管是人还是事，不要光看表面，在那光鲜或黯淡的表面之下，也许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。
看似柔弱的人其实内心坚强，漂亮的人也许很自卑，凶悍的人可能是一只纸老虎，与世无争的人多半早就获得了胜利……所以，这副平静的口吻之下，掩藏的可能已是狂怒。
“哦……”我开完了小差，连忙应道。
“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交稿。”他说话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有力，没有一句废话。
我心里又是一阵没来由的忐忑，其实说忐忑可能还不够，准确地说，是一种不安，甚至是恐慌！
两周不到的时间，我要交十万字左右的稿，而目前为止……别说动笔，我连一点头绪也没有！
“你在哪里？”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话题。
“……”可我依旧答不上来。
作为一个一炮而红的网络人气作家，我曾被捧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，然后，又迅速摔下来。这当中甚至连一个能让人绊倒的台阶也没有。这就是网络时代，任何风潮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也许你可以靠一点小才能和足够的运气成名，但是要怎么保持下去，要想成为畅销书作家，绝对不是有一点小才能就能搪塞过去的。你得有真本事，还要有毅力、有耐心，有足够敏锐的触觉……
而我的问题是，我忽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。我写不出来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！
这种情况大概也有大半年了。我不知道这算不是是一种病，就好像人突然不能说话了，在医学上被称为“失语症”（或之类的），那么我这种情况也许也是一种疾病，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……
他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，很轻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
我知道自己要是再不写点什么东西出来，可能就会被这个充斥着拜物和快餐文化的时代淹没了。
“一周后……”我轻声说，“一周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交……六万字给你——呃，不，给那个新的编辑。”
“……”
有那么一瞬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好像对我何时交稿，交多少，完全没有兴趣。
“真的……”我都快哭出来了。
“……”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，“一切都根据你之前要求的，办好了。”
“……嗯。”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些发白。
“所以关于交稿，你自己安排，”他顿了顿，“你应该知道，我不是打电话来跟你催稿。”
“……”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也许只有十秒，可对我来说好像有一小时那么久。
“丁苓——”他开口道。
“——我要去写东西了，”我打断他，“再见。”
挂了线，我手已经冰凉，脖子也是。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，环顾左右，却连一台自动贩售机都找不到，实在叫人沮丧。
我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，才颓然地转身回到餐馆。这餐馆就在小樽运河旁边，远远地能望见对岸的仓库，挤在一堆玻璃商店和古董店当中，虽然已经有些老旧，但是跟整个城市古朴的风貌比起来，倒也相得益彰。这餐馆的店面不大，店门是在一片玻璃木窗当中，只有小小的一扇，此时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，每次伸手去拉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沉重。
说是餐馆，但其实楼上还有客房，我就住在这里，每晚的房价只要七千円，已经算是便宜的了，不过房间真是很小……
我有些惶然地回到餐馆，老板是个留着胡渣的男人，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竟是我的同乡，当下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慨，可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，既没有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，也还不至于冷淡。整个店就只有他和厨师两个人，厨师一直在厨房里，从没出来过，他一个人要负责点菜、下单、上菜、收钱，当然，还有打扫楼上那几间客房。不过好在这类民宿都是等客人退房的时候才会打扫，再加上这间店生意冷清，所以他的工作量也不算太大。
“要喝一杯吗？”
老板很少主动跟我说话，所以忽然听到他这样说，我有些吃惊地抬起头。
他却自顾自地用干毛巾擦着玻璃酒杯，就好像刚才那句话并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，可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，整个店里除了我和他就只有三个人。一对台湾来的情侣，和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老伯伯。
“你有什么……”我坐在他面前的吧台下面，手肘撑在桌面上，抬头看着他。
“梅酒。”他说。
我沉默片刻，点头：“好吧，来一杯。”
他笑了笑，转身消失了。我很少看到他笑，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看到他的脸，都很想看看他把胡渣剔掉后的样子，可惜我一次也没看到过。
老板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酒壶，以及两只像茶碗一样的陶杯。他把杯子放在桌上，拿起酒壶倒满，然后把其中一个杯子递给我。我拿在手里发现微微有些热，不禁诧异。
“喝吧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简直像个老头。
他浅浅尝了一口，我却仰头喝完。他愕然地看了看我，又帮我倒了一杯。
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我们坐在这冷清的餐馆中，喝着廉价又暖胃的梅酒，闲聊起来。
“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？”老板问。
“我？”我看着他，苦笑道，“因为《情书》啊。”
他看着我，咧着嘴笑了一下：“好像十个人里面有五个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那还有五个呢？”我不禁问。
“还有五个是上了年纪，跟着旅行团来的，”他耸肩，“他们只关心北菓楼的年轮蛋糕放在旅行箱里带回去会不会被压坏掉。”
“……”
“所以那部电影很受欢迎是吗？”他又问。
我大吃一惊：“你没有看过《情书》？！”
“有什么稀奇，”他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，“不过是一部电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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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在桌上的电话忽然振动起来，发出“嗞、嗞”的声音，像是要把桌面给切开似的。
我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连忙拿起电话，冲了出去。
外面很冷，十二月初的小樽，温度只有几度，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衫，在傍晚的寒风中接起电话。
“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？”作为一个编辑，他的声音有时间简直阴沉得可怕。
“啊，”我手心微微地冒着冷汗，憋了半天，却只憋出几个字，“嗯……什么事？”
“你说呢？”
“嗯……”我沉默了几秒钟，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，我的思绪却是百转千回，“我知道，截稿日是每个月的二十五号，今天是十二号，我会在二十号之前，把稿子交给你。”
接下来却换成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不知道，在这寂静中，对方在想什么。
就在我鼓起勇气想挂电话的时候，他却忽然平静地说：“我已经把你转给另外一个编辑了，关于稿子的事……你以后跟她联络。”
在过去那漫长的三十年的生命中，我领悟到一件事：不管是人还是事，不要光看表面，在那光鲜或黯淡的表面之下，也许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。
看似柔弱的人其实内心坚强，漂亮的人也许很自卑，凶悍的人可能是一只纸老虎，与世无争的人多半早就获得了胜利……所以，这副平静的口吻之下，掩藏的可能已是狂怒。
“哦……”我开完了小差，连忙应道。
“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交稿。”他说话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有力，没有一句废话。
我心里又是一阵没来由的忐忑，其实说忐忑可能还不够，准确地说，是一种不安，甚至是恐慌！
两周不到的时间，我要交十万字左右的稿，而目前为止……别说动笔，我连一点头绪也没有！
“你在哪里？”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话题。
“……”可我依旧答不上来。
作为一个一炮而红的网络人气作家，我曾被捧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，然后，又迅速摔下来。这当中甚至连一个能让人绊倒的台阶也没有。这就是网络时代，任何风潮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也许你可以靠一点小才能和足够的运气成名，但是要怎么保持下去，要想成为畅销书作家，绝对不是有一点小才能就能搪塞过去的。你得有真本事，还要有毅力、有耐心，有足够敏锐的触觉……
而我的问题是，我忽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。我写不出来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！
这种情况大概也有大半年了。我不知道这算不是是一种病，就好像人突然不能说话了，在医学上被称为“失语症”（或之类的），那么我这种情况也许也是一种疾病，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……
他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，很轻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
我知道自己要是再不写点什么东西出来，可能就会被这个充斥着拜物和快餐文化的时代淹没了。
“一周后……”我轻声说，“一周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交……六万字给你——呃，不，给那个新的编辑。”
“……”
有那么一瞬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好像对我何时交稿，交多少，完全没有兴趣。
“真的……”我都快哭出来了。
“……”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，“一切都根据你之前要求的，办好了。”
“……嗯。”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些发白。
“所以关于交稿，你自己安排，”他顿了顿，“你应该知道，我不是打电话来跟你催稿。”
“……”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也许只有十秒，可对我来说好像有一小时那么久。
“丁苓——”他开口道。
“——我要去写东西了，”我打断他，“再见。”
挂了线，我手已经冰凉，脖子也是。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，环顾左右，却连一台自动贩售机都找不到，实在叫人沮丧。
我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，才颓然地转身回到餐馆。这餐馆就在小樽运河旁边，远远地能望见对岸的仓库，挤在一堆玻璃商店和古董店当中，虽然已经有些老旧，但是跟整个城市古朴的风貌比起来，倒也相得益彰。这餐馆的店面不大，店门是在一片玻璃木窗当中，只有小小的一扇，此时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，每次伸手去拉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沉重。
说是餐馆，但其实楼上还有客房，我就住在这里，每晚的房价只要七千円，已经算是便宜的了，不过房间真是很小……
我有些惶然地回到餐馆，老板是个留着胡渣的男人，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竟是我的同乡，当下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慨，可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，既没有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，也还不至于冷淡。整个店就只有他和厨师两个人，厨师一直在厨房里，从没出来过，他一个人要负责点菜、下单、上菜、收钱，当然，还有打扫楼上那几间客房。不过好在这类民宿都是等客人退房的时候才会打扫，再加上这间店生意冷清，所以他的工作量也不算太大。
“要喝一杯吗？”
老板很少主动跟我说话，所以忽然听到他这样说，我有些吃惊地抬起头。
他却自顾自地用干毛巾擦着玻璃酒杯，就好像刚才那句话并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，可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，整个店里除了我和他就只有三个人。一对台湾来的情侣，和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老伯伯。
“你有什么……”我坐在他面前的吧台下面，手肘撑在桌面上，抬头看着他。
“梅酒。”他说。
我沉默片刻，点头：“好吧，来一杯。”
他笑了笑，转身消失了。我很少看到他笑，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看到他的脸，都很想看看他把胡渣剔掉后的样子，可惜我一次也没看到过。
老板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酒壶，以及两只像茶碗一样的陶杯。他把杯子放在桌上，拿起酒壶倒满，然后把其中一个杯子递给我。我拿在手里发现微微有些热，不禁诧异。
“喝吧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简直像个老头。
他浅浅尝了一口，我却仰头喝完。他愕然地看了看我，又帮我倒了一杯。
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我们坐在这冷清的餐馆中，喝着廉价又暖胃的梅酒，闲聊起来。
“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？”老板问。
“我？”我看着他，苦笑道，“因为《情书》啊。”
他看着我，咧着嘴笑了一下：“好像十个人里面有五个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那还有五个呢？”我不禁问。
“还有五个是上了年纪，跟着旅行团来的，”他耸肩，“他们只关心北菓楼的年轮蛋糕放在旅行箱里带回去会不会被压坏掉。”
“……”
“所以那部电影很受欢迎是吗？”他又问。
我大吃一惊：“你没有看过《情书》？！”
“有什么稀奇，”他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，“不过是一部电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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