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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。士农工商是中丨国古代居民的等级序列，商人位居最低层。统治者为别尊卑，明贵贱，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。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、大小，衣服的质料、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朱元璋建明后，以扫除胡俗，恢复礼制为己任，承袭了这一制度，洪武十四年（令，“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，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。如农民之家，但有一人为商贾者，亦不许穿绸纱”连番的打击下，大明初年的商业可以说是汉唐宋后最差的，但这种规律毕竟不是人为的改变就能改变的，经过朱元璋大力肃贪，发展农本经济，大明的经济大为发展，尤其是经过永乐六次下西洋，大明的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，但按照祖宗规矩，商人是贱民，堂堂大明从商业中获得的好处竟微乎其微，商业税收一直没能确定下来，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国库的好机会，却碍于祖宗规矩，一直提不上日程来，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种户籍，从事经营活动，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，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，官员贵胄，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朝廷想收商税，却毫无根据，如此一来，祖宗规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，让朝廷也奈何不得！这便是祖宗规矩的悲哀。虽说祖宗规矩种种的不适应，但对于朱元璋的两个规矩却是大为支持，第一个以历史教训为鉴，规定后宫、外戚、亲王（把非太子的儿子分封到各地）不得干政，这条规矩无疑是正确的，后宫多是女人除了武则天这位特例外，她们没有政治素养和才干，也不方便抛头露面。所以只能依仗其父兄，以及背后的家族，久而久之朝政便乱了，汉代刘邦后的吕后便是如此，大明皇后马氏勤于内治，史书记载宋朝的皇后大都比较贤良，马氏就将宋代的家法汇编成册，让后妃们朝夕攻读。正是由于马皇后的这一措施，使得明朝的皇后贤惠的占了大多数，也很少出现外，戚，专，权的局面，可以说洪武爷这条规矩无论是建文帝，还是永乐，洪熙都继承的很好，更别说为防，外，戚，专，权，制定出了“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，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”的律法。规定驸马须从平民或低，级，官，吏，家，庭中选取，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，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，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，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为官，这项规定可以说极具远见。第二个就是太监不得干政了，杨士奇对太监并没有多大的偏见，甚至觉得这些太监都是可怜人，但作为一个阁臣，与朝局而言，太监是个不稳定因素，开国皇帝多半都勤于政事，所以朝政也清明，各种规矩是都遵守，在各种秩序、规章制度遵守的情况下，国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加上开国皇帝多半从杀伐走过来，善于借鉴前朝史书，必然对后宫、太监多有防备，而后来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证了，他们自幼长在宫中，没亲眼见过后宫、太监干政的局面，加上皇帝自幼，一切就由宦，官照管。宦，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，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，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。当皇帝长大成人，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，治，权，力的时候，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，权的外，戚，集，团产生矛盾。在同外，戚，集，团的斗，争中，宦，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。于是，在宦，官的协助下，皇帝夺回了政，权。夺，回，政，权之后，有功的宦，官“遂享土地之封，超登公卿之位”，国，家的权，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，官手中。然而，当皇帝死去，新君继位，宦，官由于政，治，身，份，卑，贱而不能辅，政，于是又有新的外，戚上台。这种外，戚，宦，官轮流专，权的局面，无论是东汉，还是后来的大唐差不多如此，所以防止太监干政是极有必要的，这也是他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养太监，也执意来劝说了。
“话虽如此，可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阉宦而已，陛下雄才伟略，自能驾驭太监，可陛下以后呢，一旦太子年弱，所信任者唯有太监，此时太监趁机把持朝政，岂不是东汉之祸端？“杨士奇大声道。
朱瞻基朱笔未停，听了杨士奇的质疑，并没有立即应答，而是问了句：“杨爱卿觉得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这句话儿如何？“
杨士奇一愣，没想到皇帝竟突然来了一句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儿，不过默默念了声，到觉得这话儿倒也有些意思。
朱瞻基抬头瞥了一眼杨士奇，不等他答话，自顾自的道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，曰：易姓改号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
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？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。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於晋文王，至武帝革命之时，而山涛荐之入仕，绍时屏居私门，欲辞不就。涛谓之曰：”为君思之久矣。
天地四时犹有消息，而况於人乎一时。”传诵以为明言，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。夫绍之於晋，非其君也，忘其父而事其非君。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，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，而汤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？且其入仕之初，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，而可树其忠名以盖於晚也。
自正始以来，而大义之不明遍於天下。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，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。夫邪正之说，不容两立，使谓绍为忠，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。何怪其相率臣於刘聪、石勒，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？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……？自从曹魏正始以来，大义不明的情况已经遍及天下。像山涛之流既然是异端邪说的罪魁祸首，于是使嵇绍这样的贤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所顾忌。邪和正两种评价截然相反，二者不可并行不悖。假如认为嵇绍是忠，那么就一定认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。否则如何能责怪那些晋代旧臣相继着去侍奉刘聪、石勒，眼看着他的故主晋怀帝身穿青衣贱服为人行酒而无动於衷呢？因此，首先要知道保天下，然后才知道保国家。保国家，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... -->>
第二，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。士农工商是中丨国古代居民的等级序列，商人位居最低层。统治者为别尊卑，明贵贱，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。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、大小，衣服的质料、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朱元璋建明后，以扫除胡俗，恢复礼制为己任，承袭了这一制度，洪武十四年（令，“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，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。如农民之家，但有一人为商贾者，亦不许穿绸纱”连番的打击下，大明初年的商业可以说是汉唐宋后最差的，但这种规律毕竟不是人为的改变就能改变的，经过朱元璋大力肃贪，发展农本经济，大明的经济大为发展，尤其是经过永乐六次下西洋，大明的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，但按照祖宗规矩，商人是贱民，堂堂大明从商业中获得的好处竟微乎其微，商业税收一直没能确定下来，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国库的好机会，却碍于祖宗规矩，一直提不上日程来，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种户籍，从事经营活动，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，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，官员贵胄，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朝廷想收商税，却毫无根据，如此一来，祖宗规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，让朝廷也奈何不得！这便是祖宗规矩的悲哀。虽说祖宗规矩种种的不适应，但对于朱元璋的两个规矩却是大为支持，第一个以历史教训为鉴，规定后宫、外戚、亲王（把非太子的儿子分封到各地）不得干政，这条规矩无疑是正确的，后宫多是女人除了武则天这位特例外，她们没有政治素养和才干，也不方便抛头露面。所以只能依仗其父兄，以及背后的家族，久而久之朝政便乱了，汉代刘邦后的吕后便是如此，大明皇后马氏勤于内治，史书记载宋朝的皇后大都比较贤良，马氏就将宋代的家法汇编成册，让后妃们朝夕攻读。正是由于马皇后的这一措施，使得明朝的皇后贤惠的占了大多数，也很少出现外，戚，专，权的局面，可以说洪武爷这条规矩无论是建文帝，还是永乐，洪熙都继承的很好，更别说为防，外，戚，专，权，制定出了“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，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”的律法。规定驸马须从平民或低，级，官，吏，家，庭中选取，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，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，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，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为官，这项规定可以说极具远见。第二个就是太监不得干政了，杨士奇对太监并没有多大的偏见，甚至觉得这些太监都是可怜人，但作为一个阁臣，与朝局而言，太监是个不稳定因素，开国皇帝多半都勤于政事，所以朝政也清明，各种规矩是都遵守，在各种秩序、规章制度遵守的情况下，国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加上开国皇帝多半从杀伐走过来，善于借鉴前朝史书，必然对后宫、太监多有防备，而后来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证了，他们自幼长在宫中，没亲眼见过后宫、太监干政的局面，加上皇帝自幼，一切就由宦，官照管。宦，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，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，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。当皇帝长大成人，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，治，权，力的时候，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，权的外，戚，集，团产生矛盾。在同外，戚，集，团的斗，争中，宦，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。于是，在宦，官的协助下，皇帝夺回了政，权。夺，回，政，权之后，有功的宦，官“遂享土地之封，超登公卿之位”，国，家的权，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，官手中。然而，当皇帝死去，新君继位，宦，官由于政，治，身，份，卑，贱而不能辅，政，于是又有新的外，戚上台。这种外，戚，宦，官轮流专，权的局面，无论是东汉，还是后来的大唐差不多如此，所以防止太监干政是极有必要的，这也是他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养太监，也执意来劝说了。
“话虽如此，可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阉宦而已，陛下雄才伟略，自能驾驭太监，可陛下以后呢，一旦太子年弱，所信任者唯有太监，此时太监趁机把持朝政，岂不是东汉之祸端？“杨士奇大声道。
朱瞻基朱笔未停，听了杨士奇的质疑，并没有立即应答，而是问了句：“杨爱卿觉得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这句话儿如何？“
杨士奇一愣，没想到皇帝竟突然来了一句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儿，不过默默念了声，到觉得这话儿倒也有些意思。
朱瞻基抬头瞥了一眼杨士奇，不等他答话，自顾自的道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，曰：易姓改号谓之亡国，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
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？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。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於晋文王，至武帝革命之时，而山涛荐之入仕，绍时屏居私门，欲辞不就。涛谓之曰：”为君思之久矣。
天地四时犹有消息，而况於人乎一时。”传诵以为明言，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。夫绍之於晋，非其君也，忘其父而事其非君。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，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，而汤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？且其入仕之初，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，而可树其忠名以盖於晚也。
自正始以来，而大义之不明遍於天下。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，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。夫邪正之说，不容两立，使谓绍为忠，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。何怪其相率臣於刘聪、石勒，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？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……？自从曹魏正始以来，大义不明的情况已经遍及天下。像山涛之流既然是异端邪说的罪魁祸首，于是使嵇绍这样的贤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所顾忌。邪和正两种评价截然相反，二者不可并行不悖。假如认为嵇绍是忠，那么就一定认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。否则如何能责怪那些晋代旧臣相继着去侍奉刘聪、石勒，眼看着他的故主晋怀帝身穿青衣贱服为人行酒而无动於衷呢？因此，首先要知道保天下，然后才知道保国家。保国家，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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